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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色谱定性分析中,保留指数是一种基于相对保留值原理发展而来的、高度标准化的定性指标,由科瓦茨(Kovats)于1958年提出并系统化。其核心原理是利用一系列正构烷烃作为统一的参比标准物,将待测组分的保留行为转化为一个数值化的指数。具体而言,规定正构烷烃的保留指数为其碳原子数乘以100(例如正己烷的保留指数为600,正庚烷为700)。对于待测组分,其保留指数是通过测量其调整保留时间,并找到使其调整保留时间恰好介于两个相邻正构烷烃(碳原子数分别为Z和Z+1)之间的位置,通过线性内插法计算得出,公式为I = 100Z + 100 * [lg t’R(x) - lg t’R(z)] / [lg t’R(z+1) - lg t’R(z)]。这样计算出的指数是一个介于100Z和100(Z+1)之间的数值,它表示该组分的保留行为相当于一个具有“Z点几”个碳原子的假想正构烷烃。这种方法的本质是将待测物的保留值映射到一个由正构烷烃构建的、均匀的标尺上,从而实现了保留行为的量化与标准化。 利用保留指数进行定性分析具有一系列显著的优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其优异的重现性和可比性。保留指数主要仅与固定相的性质和柱温有关,而基本不受载气流速、柱长、固定相填充紧密程度等其他实验条件波动的影响。这使得在不同实验室、使用不同仪器测得的保留指数数据可以相互比较,为建立和使用庞大的文献数据库奠定了基础。其次,保留指数对化合物的结构差异非常敏感。例如,同系物每增加一个亚甲基(-CH2-),其保留指数大约会增加100个单位,这种规律性变化使得它能够有效区分结构相近的化合物,如同系物和某些异构体。再者,该方法标准化程度高,使用方便。分析人员无需拥有所有待测物的纯品标准物质,只需在分析时加入或已知一系列正构烷烃作为标尺,通过计算并与已发表的、海量的保留指数数据库进行比对,即可对未知物进行初步鉴定。这大大扩展了色谱法定性分析的能力范围,尤其是在缺乏特定标准品的情况下。 然而,保留指数定性法也存在一些固有的局限性和缺点。最根本的局限性在于,色谱保留值本身并非化合物的唯一特征。理论上,不同的化合物在相同的色谱条件下仍有可能具有相同或非常接近的保留指数,从而导致误判。为了克服这一点,常常需要采用“双柱定性”策略,即在两种极性差异显著的固定相上分别测定保留指数,只有待测物与疑似标准物在两根柱上的指数都一致时,定性结果才更为可靠。另一个实际应用中的缺点是,其标准化体系依赖于正构烷烃,而这套标准物本身是非极性的。当在极性固定相上分析沸点较低的极性化合物时,作为参照的正构烷烃流出非常快,为了框定极性化合物的保留时间,可能需要使用沸点极高的高碳数正构烷烃,这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带来不便。此外,虽然保留指数受操作条件影响较小,但其测定仍需在与文献数据严格一致的固定相和柱温条件下进行,否则数据无法直接比对,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灵活性。最后,保留指数定性法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对比”和“推测”的方法,它无法像质谱那样提供化合物分子结构的确凿证据。对于完全未知的新化合物或复杂基质中痕量组分的确认,仍需与质谱等能提供结构信息的检测技术联用。 一个具体的案例可以说明其应用与局限。假设在分析一个香精样品时,在非极性固定相(如角鲨烷)柱上于120°C测得一个未知峰的调整保留时间,通过与该条件下正辛烷和正壬烷的调整保留时间比对计算,得到其保留指数为850.5。查阅权威色谱手册,发现苯乙醇在该条件下的文献保留指数为850.2。由于两者数值在实验误差范围内高度一致,可以初步推断该未知峰可能是苯乙醇。为了增加可信度,可以换用一根中等极性的聚乙二醇柱,在相同温度下再次分析。如果在该柱上测得的保留指数也与苯乙醇的文献值吻合,那么定性结果的可靠性就大大增强了。然而,如果样品非常复杂,存在另一种在两种柱子上都与苯乙醇保留指数巧合相同的未知化合物,仅凭保留指数就无法做出最终裁决。此时,就需要通过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对该色谱峰进行检测,通过质谱图比对分子离子和特征碎片离子,才能给出确凿的鉴定结论。 综上所述,保留指数是色谱定性分析中一个极其强大和实用的工具,它通过标准化和量化,将保留值这一参数提升到了可数据库化、可广泛比对的新高度,显著提高了色谱定性的客观性和通用性。但其“非唯一性”的本质决定了它通常作为强有力的筛查和初步鉴定手段,在需要确证性结论时,必须结合多柱验证或更具特异性的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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